既是“三剑客”,就应当是英雄所见略同,行动步调统一,协调配合默契。当然,他们在被逮捕之前是这样,每次要“处理”谁,都是各司其职,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,沈醉与徐远举、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,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,像仇人一样。
祸起萧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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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,每人填写的“登记表”就互相保密,就是徐远举、周养浩、沈醉,他们互知底细,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。至于写交待材料,更是小心翼翼,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,不免探听一下对方写的口径时,也是转弯抹角,听话听音,真是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不可全抛一片心”。不管怎么说,表面上也算能基本和平共处。
有一次,却发生了一件大事。粗心的审讯人员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,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,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,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,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,以为必死无疑了。魂魄落定以后,想起了沈醉的揭发词,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,一定是沈醉的揭发置他于死地的,沈醉对他的所作所为,是一清二楚的,想到这儿,他怒火冲天,顿起杀心。
周养浩走到监房,宋希濂、徐远举、沈醉都在,他看着沈醉,眼睛充满了血丝,嘴唇紧闭,咬牙切齿,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只有徐远举知道,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。只见他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,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,边砸边骂。说时迟那时快,宋希濂伸臂一挡,凳子落地,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,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。
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?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,谁也不吭声。这时,沈醉、徐远举已经明白了八九成。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前,徐远举、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、按了手印。周养浩后来出去也肯定是干这个,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,杀气腾腾,直奔沈醉,说明周养浩发现了自己有严重问题,而且与沈醉有关。
徐远举和沈醉都是特务出身,有这个经验,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,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,沈醉便低下头,擦自己的眼镜。此时无声胜有声,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,但他也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。等周养浩气消以后,沈醉开口了。他说,我是交待我的问题,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。我们的事,你不说,共产党也知道,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,共产党不会铙恕我们,我杀人最多,杀人如麻,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,倒不如竹筒倒豆子,记得杀多少说多少,涉及谁就是谁。
沈醉 |
这是在暗示,徐远举支持周养浩,警告沈醉。沈醉对徐远举的话,没有直接硬顶,也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表白。他有所顾及,目前大家的脑袋都悬着呢,说掉就掉,万一他们二人联手,杀了自己,那死也算白死,所以他对徐远举态度很好,到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还过得去,而对周养浩,确切点说是周养浩对他却一直是横眉冷对。
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,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,可很少在一起交谈。有时周养浩谈到与沈醉有关的事的时候,他总是有意避开,像没有沈醉这个人似的。而沈醉,也像周养浩不存在似的,后来著书立说,写文章,内容涉及到很多人,就是不提周养浩。直到周养浩1975年10月去美国定居,1990年在美国去世,而沈醉1996年在北京逝世,两人还没有解开疙瘩。
引火烧身
由周养浩、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。当时宋希濂挡住周养浩的板凳之后,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、警告沈醉的话后,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:多管闲事!
徐远举与宋希濂没有直接共过事,他比宋希濂小七八岁。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,他是七期的(武汉分校),毕业后很快就加入了复兴社,一直搞特务工作,而宋希濂一直搞军事。
在徐远举看来,周养浩要把沈醉砸死了那才痛快,他最恨军统内部变节的人,他认为沈醉变节了,单凭他说的“竹筒倒豆子”就不能忍受。他判断:沈醉肯定把他们两个牵进去了,判周养浩死刑,肯定也会判他死刑。因为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,论罪他甚至比周养浩还要大。
周养浩实施破坏中共《挺进报》、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、逮捕杀害共产党人、制造重庆“一一・二七”血案、暗杀杨虎城将军等,都是受他直接指挥的,周养浩有一分罪,他应有两分,判周养浩一个死刑,应判他两个死刑。所以他痛恨沈醉,沈醉能讲这些事,他该打,打死打伤都行,打死活该,打伤给他一个教训。
宋希濂这个人本来就爱打抱不平,眼看要发生“血案”了,出于本能的反应,随手阻拦,完全是“条件反射”,根本没有帮谁、偏谁的意思。当他听到徐远举的责难时,没有当一回事,也没有跟徐争辩,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,一直到了功德林,他才意识到与徐结下了很深的怨。
当时对战犯的审理没有成形的政策,对民愤大的,就主张严惩,民愤小的,就暂不处理。于是,当时押在重庆的王陵基、徐远举、周养浩、沈醉等人,当地群众都主张杀掉,因为他们欠下了大笔血债,按照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感情原则,理所当然地要清算他们。所以,当时不仅是周养浩,对王陵基、徐远举、沈醉,都提出过处以死刑的意见,还有的提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。这个意见报到公安部,公安部报告中央时,中央来了个“暂缓处理”的精神。这一暂缓就把这些人都留下了,就有了后来的“一个不杀,分批释放”的政策,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,结果,到1975年,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。
当时的生死,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。在这一特定时期,每个人都是敏感的,狐疑的,别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,一个举动,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,气量小,疑心重的徐远举更是如此。他不但怀疑沈醉,也怀疑宋希濂,觉得宋希濂好像在政府面前说了他的坏话,因此对宋希濂特别愤恨。
徐远举的逻辑是,宋希濂阻止周养浩打沈醉,至少是同情沈醉,同情就是同伙。徐远举还有一个逻辑,自从宋希濂向他们讲述了他与陈赓的会见,并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,多看点书等话后,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徐远举一直在捉摸,认为陈赓向宋希濂打了“保票”,宋希濂肯定不会死,而宋希濂也知道沈醉出卖他们也可能会留下一条命,这样就是同类惜同类,宋希濂同情沈醉。这又是多心,可是对职业特务的徐远举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判断。
明争暗斗
徐远举唯我独尊,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就吹胡子瞪眼睛,而且说起话来尖酸刻薄。对宋希濂有意见后,就处处找他的别扭。在重庆时,陈赓看望并宴请宋希濂,事后,宋希濂向他们叙说会见的情况时非常兴奋,徐远举听了认为宋希濂客观上在“巴结”共产党,想以个人情谊解决自己的问题,因此讽剌挖苦不断。而且徐远举思维敏捷,讽剌宋希濂是“送终”将军,就是他的杰作。
宋希濂是一代抗日名将,哪里能容下这种侮辱!他认为徐远举处处捕风捉影,侮辱他的人格,他要以牙不牙,以眼还眼,奉陪到底,于是采取了软硬兼施、以软对硬、以柔克刚的办法。结果,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,每次以失败而告结束,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,经常弄得血压升高,宋希濂暗喜。而且,当徐远举快要发脾气时,宋希濂常再额外加一点“催化剂”。
有一次晒衣服,徐远举把别人晒的衣服挪开,把自己的搭上,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了,他装作没看见从徐远举身旁走过。在一次生活会上,那位被挪开衣服的主人提出:我晒的衣服挪动了位置,我旁边晒的是徐远举的衣服,说明是他挪的,这样很不好。徐远举反唇相讥:你看见了?你有千里眼?
坐在一旁的宋希濂冒出了一句:“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”。他说话慢条斯理,目不视人,像一响闷雷轰在了徐远举的痛处。徐远举很敏感,他知道来者不善,那天从自己身边走过没有吱声,就是为了找机会报复,今天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。想到这里,他决定不跟他纠缠,于是把话题一转,对那位主人:你如果一定认为是我挪的,为什么当时不提出,退一万步讲,就是我挪的,又有什么了下起?下次你把我的挪开,就是了!
徐远举就是这样,无理也要争三分。在狱中,徐远举还经常吹嘘自己才思敏捷,过去审讯共产党人如何有办法。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,马上接道,“无非是一拍三诈,到头来血压升高手冰凉!”搞得徐远举哭笑不得。
(摘自《秦城战犯改造纪实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,定价:28.00元)